靠打工挣学费的自费留学生，似乎都与“端盘子”有着不解之缘，尽管找这种“下海”的途径很不容易。
我竞有幸地端起了G.W中餐馆的大盘。这对虽很胖却并不十分健壮且矮得出奇的我来说，并非易事。记得第一次打电话与这个餐馆联系时，电话那一头聚然响起的那应答的第一嗓子，立即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那是极流利却发音不十分准确，稍显苍老却十分响亮豪爽的，带点破锣味的女中音：“G.W. Restaurant！”其实，过了很久，我都纳闷地把她的这句话听成：“G.W.！ Which one？”虽然这实在怪不得我的不很佳的听力，而与这个老板娘所照的第一面，竞更使我吃惊不已：这个很有气魄的大嗓门，竟会同我一样胖，一样矮！六十多岁的老人家，上身大红绣花对襟棉袄，下身苹果绿色大肥裤子，卷曲的黄头发极短且稀疏得有些秃：十足一个旧电影中的地主婆模样。然而方脸小眼神采奕奕，挺腰板昂头仰颈，大脚板走路呼呼生风，又实在有点女中豪杰的味道，足以令人不得小觑。据说，她三十来岁时与老板带着五个孩子闯入美国，因最初也端盘子出身，所以来美三年之内脚竞长大了两寸！听得我虽勇气大增，但亦同时脊背生凉：恐我不远的将来，旧鞋亦不得穿矣！
我们这个中国店，属家族性管理：整个一店是由老板、老板娘、小老板、小老板娘这样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组成。厨师三人也是另一个家庭的三兄妹。两个家庭共同撑起这个店，已有近三十年历史。当然，十几年前曾辉煌一时。但由于位于城区之内，而这地区现都被贫穷的黑人慢慢占据，加之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中餐馆近年的大量兴起，这个店的生意便日趋败落。收入较勉强；原三大间餐厅，现常常只能开中间一厅，一共只有五六十个座位；且尽量少开空调。
尽管如此，这种店却很难“打入”，“外人”都做不长，部分是因很快被排挤掉。端盘子的历来便是其子女兄妹或远远近近的亲戚；连极要好的朋友或由极要好的朋友介绍来的人，都很少。现与我一起端盘子的，一个是小老板娘自己，一个是老板娘的大女儿，还有一个男的，便是他们的亲戚。偶尔也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如情人节，母亲节，元旦等等。这时老板的大儿子自己，也会把一件小黑背心（端盘子的工作服）裹在肥胖的身上，挤入端盘子行列。
荣幸得很，我竞能一进此店便暂时“生根”。一来，是正好老板的大女儿想要自己去开外卖店，店内将要缺人；二来，咱也“手艺”不错，一米左右长的大盘，很快便玩一般地托着跑；同时管几张台，仍可不乱，不错，及时，且“笑容可掬”，一如那老板娘一般；最后，不得不说，我喜欢店中上下一应人等，自然会想方设法“赖”在这儿。
最讨人“喜欢”的是这位老板娘，这实在是个头脑简单，口没遮拦，上海人常称为“呆头”或“十三点”的人。傻咧咧地爱说爱笑爱唱，但不等于不懂做工，她对生意上的事很清楚，手脚和脑子反应都快，能干却不刁也不算坏，从而不能算精明。一切都亮在面上，没有什么虚的假的。
记得刚来不久，一次老厨娘出错了菜，却说是我叫错了菜名。老板怕得罪她（因为厨师常可掌管一个餐馆的命脉），所以没说什么。老板娘却挺身而出，大骂老厨娘“欺负新Waitress！”老厨娘当时便砸锅摔盆哭了整整一天。她自己可是嘻嘻哈哈浑然不觉似地、蹦蹦跳跳地出出进进，依旧满面春风地做她自己的事。最后，只好以我给老厨娘端去一杯茶，并哄小孩般地给她擦眼泪，一切才告结束。反正老厨娘叫骂时全是广东话，我根本听不懂，便不痛不痒，也就乐得给她个台阶下。不料此后老厨娘倒与我成了个好朋友。但忙的时候仍会出误会，老板娘便不管我与老厨娘的私交如何，仍只会“赤膊上阵”地去指责她，害得我只好用更多的“业余时间”去安慰老厨娘，心中只恨老板娘多管闲事。
这老板娘也确实有很可气的时候。顾客的帐单交上去，找出的零钱如客人不再索要，她便会不声不响地留下来。而那本属小费，是属端盘子的收入。但除非你想起来去要，或好意思去要的话，否则，哪怕那是几元甚至更偶然时的十几元钱，她也会这么扣压下来。尤其是找出的硬币，她更是“光明正大”地不再找给你；你向她索要，倒好像是你自己小气真的是“没有天理”！端盘子的人，收入全靠一点一点地积攒这小费；这对自费留学生而言，便更是性命攸关的事。不得已，终于学会了每次都及时地笑眯眯地去向她讨那本属于自己的钱，并且，每次也都少不了无可奈何地对着那拉得已变长的大方脸叹一口长长的气，着实可怜她又少了一笔外财！
去让客人点菜，按规矩，一接菜，这台便由她服务，小费也属她的了。这常常发生在我一人完全可以对付下来的情况下，则等于她在抢我的收入。有时也会来个十几个人的大台，她也会跑来“帮忙”，倒个茶递个水，过后便一五一十地与我分小费，有时精确到一分两分的程度。
时间做久了，我渐渐在店里有了点“地位”，也终于渐渐地敢表示不满起来。有一次带位，她把本应属于我的台子的客人带到了那个waiter她家的亲戚的台上。我当时便提醒了她。她却马上端起老板娘的架子，板着脸自顾自仍往那儿领。我很生气，因为不给带位便没有小费，即没有收入；这是许多中餐馆欺负人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她此次做得也未免太明显。我第一次冲着她发了火，指责她的不公平。她却不理不睬，仿佛不知有我这个人存在似的。然而第二天一早，只有我和她在厅里做工时，她却跑到另一个房间，五音不正地把那大嗓子唱给我听：“昨天是我错啦，不是你错啦，对不起啊”弄得我哭笑不得。走了许多非家族性的店，雇主与雇员都绝对是两个天地，顾主说方，你不能说圆，受欺负也只能是干受，因此，只有这个店，使我心甘情愿留了下来。
也有恨这个老板娘的时候。一次，我的盘没摆平衡，因上面有十多个碟子，好多道菜，还有一个火盆（烧烫烧红的铁盘），重达好几十磅。左手托起来，盘角即使架在肩上，也咬牙才能站起来。出那极沉重从而必须用脚的厨门时，终于翻了盘。总算我立即用左胳膊将其托住，结果盘子一侧之下只打了一个碟子，其余都没事，菜也竟神奇地没翻到地下。但因马上用另一只手去扶盘子时，却一把抓在火盆上，手当时便烫出好几个大泡，右手中间三个手指竟全部烫白，剧痛钻心。所有的人见状都围上来帮忙，老板则亲自取了冰块来敷。哪知老板娘却不合时宜地跑过来发怒，指着我当众大叫：“你打了碟子，应当赔！”我根本不理她，尽管当时手痛得连整个右臂都抽筋，仍没忘了笑嘻嘻地翻她个白眼。
第二天一早我因手痛一夜而起晚了，晚上班十分钟，吓得那老板和老板娘一连打了几个电话来慰问，以为我“罢工”不干了。我进店门后，那老板娘没事找事地围着我转，又帮我洗容器，又帮我铺台，真是碍手碍脚，还有话没话地海阔天空地胡扯。我看着她那忙乎劲，和那时不时用小眼睛小心翼翼瞄我一眼的神态，真不知她是可恨还是可爱。
不过，正是这个老板娘，倒似乎还颇有点“民族精神”。我们这儿每一小碟米饭要收五角钱。来吃饭的主要是“洋人”，亚洲人很少，中国人更少。而凡是中国人来，老板娘都让我们换成碗甚至大锅盛饭，并且很豪爽地大叫：“咱们中国人，不收钱！”至于给中国客人做菜，更是由她直接吩咐到厨里去，要求精心制作。做中餐馆生意，很不容易，尤其有时会有一些人耍无赖不给钱甚至捣乱。有一次，一个黑人吃饭不给钱，反诬是小老板（店经理）不给他找零钱，甚至叫了警察来。警察当然也帮黑人训华人。老板娘可不吃这一套！马上跑过来，这边对警察恭恭敬敬地陪笑，那边一转脸却又对那耍计谋的无赖据理力争。事后还气愤地当厅大声说：“这些黑鬼白鬼算什么东西？！（他们把白人叫白鬼，黑人叫黑鬼，统称为"鬼"）。我们中国人有"功夫"，你们有吗？！”边说还边威威武武地摆了两下“功夫”架子，吓得整个客厅里吃饭的“鬼”们没有一个敢出大气，个个变得顺顺溜溜老老实实，而且也规规矩矩地交出了小费。那一天，我们都觉得扬眉吐气。
香港有部录像片，称《功夫妈妈》。功夫片老板娘几乎天天看，此片更据称已看了好多遍，所以那段时间便像入了魔一般，时不时地把自己幻化成“功夫妈妈”。开大纸盒的盖时，不是像我们一样用刀去割开，而是挥起拳头砸开，把拳头砸得通红；往架上堆纸盒时，不再踩奇子，而是左手用力后摆的同时，用右手用力投掷上去：十足一付投掷匕首的架式（很遗憾，结局是有一次架子上一大堆空盒子整个被砸翻，全部砸到她头上）；平时很重的酒，一次只能一箱，而她却奋力拿两箱，明明累得脸通红，却硬是装作不在乎……
总之，一切举止都大大咧咧起来，真是“英姿飒爽”，豪气逼人。可谁也没料到她这一手，竟在黑人耍赖时，真的派上了用场。于是好几天，大家真的叫她“功夫妈妈”起来。一连几天，她好得意！
别看这老板娘已来到“洋土”几十年，却还总是改不了“封建性”的“旧习”。今年有幸，与他们店一起过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春节。过年那天，全店上下喜气洋洋，见面先拱手抱拳一番，满口道贺之词，似乎早把“洋鬼子”们与“洋上帝”们忘到了脑后。那老板娘更是换了一身在国内恐怕只能当被面用的亮闪闪的大彩缎子花棉袄，进门不做工先打了十几个电话出去“拜年”，破锣嗓子开口第一声先是一长串“恭喜发财！”连给她的十岁、尚不知何谓“发财”的小孙子打电话也不例外：十足的“古里古气”。“入乡随俗”。大年初一，竟只有我想到送给他们一小条红幅，上写着“恭喜发财”；又每人发了一个桔子，说“大吉大利”，又送了一束鲜花咱们中国人喜爱的菊花，插在了案前，一共只花了三四元钱，却把个老板娘哄得一天合不拢嘴。
那天，当地“洋报”头版整整一版谈中国的春节，所以晚上慕名来中国店吃饭的“鬼”们特别多，特忙。老板们便认定了这是我送去的条幅起的作用。晚上来客人，老板娘专门给我带台；又给了我十元钱的“红包”。老板和老板娘便双双站在我面前对着我叫“今年小费多多地，发大财呀！……”
我其实并不想发财。我希望的，是靠我的小费早日读完我的学位。然而没有想到，正是通过挣小费，我却有幸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进入了这个带有古老的中国传统气息的家族，与许多善良的同族人共处，认识了这么一个“二百五式”的“功夫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