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英文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在世界上彻底解放的理论。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马克思无神论文章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马克思无神论文章
无神论思想古已有之。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已经经历了古代朴素的无神论、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无神论等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非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仍然存在着、发展着。因此，不能把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无神论者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无神论未必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无神论分割开来。坚持马克思主 义，就必须坚持无神论。不坚持无神论，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无神论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就必须有鲜明的无神论立场。但是我们看到，有些论者事实上提出了一种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必坚持无神论的主张。这种主张以不同方式表现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之中。这里就现实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第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无神论
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的根本保证。“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是党中央明文规定并反复重申的一条政治纪律。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明这条纪律。但是，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公开发表文章，主张党员可以信教、教徒可以入党。这是明显违反党纪的行为。他们提出的种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从思想理论层面来分析，发生这种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实际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必坚持无神论。
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与世界观、宗教信仰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对于信教群众和宗教界爱国人士，我们党将这两方面区分开来，尊重他们信仰宗教的自由，不要求他们赞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于共产党员，党要求他们把政治态度和世界观、宗教观统一起来，做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党员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信仰任何宗教，才能把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作为自己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否定了共产党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必须坚持无神论，就是把加入党组织的条件降低为对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要求。那种把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完整世界观中割裂出去的观点，是同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不相容的。
第二，从事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必须坚持无神论
在我国，无论信教或不信教的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科学研究的自由。信教公民有权从自己有神论的立场出发去研究宗教问题。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宗教研究，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按照这一论断，为了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家设置的教学和科研机构，尤其是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本学科中的问题，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
实际上并不存在既非无神论、也非有神论的“中立”的立场。“悬置”有神和无神的问题，不可能揭示宗教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不可能成为对宗教问题的真正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内容不能仅仅归结为无神论，但是不坚持无神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那种离开无神论去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研究的观点，在我国宗教研究中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
既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那么不言而喻，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也就意味着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前者包含后者的关系。将这二者对立起来，用前者排斥、否定后者，这究竟是思维混乱导致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呢，还是这些论者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排斥无神论的？我们无从得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一边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自我标榜，一边又排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就否定了无神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就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第二篇: 马克思无神论文章
为了更好地学习研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深刻理解其内容的基础上，联系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实践，我们专访了中国无神论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朱晓明研究员。
一、把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立、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经验和“法宝”提升转化凝结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准确把握了其演进方向和规律
▲(采访者简称▲,下同):朱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请您结合《决定》，谈谈您对新时代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相关见解。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好的！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好，是实现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决定》有两个醒目的创新亮点。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各项制度分为三大类，即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党的文件中，《决定》第一次明确规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决定》第七部分第一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决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第一次把它作为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大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领导文化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形成的方针原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等，构成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根本制度，体现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人民性、真理性的本质特征。有这些根本制度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第六部分导语）把舵定向，就牢牢把握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
新时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准确把握历史新方位、时代新特征、发展新规律、实践新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的规定，是具体的、现实的。它将切实有力地贯穿落实到思想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推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决定》第七部分第一条）。
在这一根本制度的引领和推动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关于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的重要论述，着力推出更多有说服力、有穿透力的研究成果。“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决定》把统一战线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决定》第三部分第三条），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四项制度”发展为五项内容，即“四加一”——“四项制度+统一战线”。“四项制度”包括一项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三项基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同时增加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决定》中统一战线的位置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前。这就凸显了统一战线始终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在新时代，对于“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仍然具有长远的、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联系到宗教和无神论领域，这一规定也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二、巩固和发展“政教分离”“教育和宗教相分离”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基础，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贯彻到立法、行政、司法，乃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
▲：《决定》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13个显著优势，其中贯穿和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显著优势。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彰显了其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例如“坚持党的科学理论”，“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包括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体现了不信神、不求仙、不靠天的无神论思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歌词）；“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宗教工作中，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与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在信仰上的次要差异并不妨碍我们为根本的、一致的共同利益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共产党人更加强调促进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目的是把信教的人与不信教的人、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团结起来、和谐相处，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目标上来。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的高级形式。请您对此做一解读。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从近代科学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在政治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促成了宗教和政权的分离，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创造了思想条件。因为依照无神论思想，国家权力不是神赋予的，而是代表民意的，所以国家的统治者必须由民众选举产生，可以说，没有科学无神论，就没有近代的民主共和制度。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的高级形式。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上奠定了两项重要的制度性基础：一是政教分离；二是教育和宗教相分离。“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当然绝不能被用来推行某种宗教，也绝不能被用来禁止某种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与此同时，“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决定》巩固和发展了这两项重要的制度性基础，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贯彻落实到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决定》贯穿和体现了我国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请您对此做一个阐释。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我国立法、行政、司法，乃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都要坚持这个大原则，不能有意无意违背这个大原则。
在立法方面，《决定》强调，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决定》第四部分第二条）；在行政方面，《决定》强调，“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决定》第五部分导语）；在司法方面，《决定》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决定》第四部分第三条）。
《决定》还贯穿和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一大原则。在经济建设领域，《决定》强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决定》第六部分导语）。在政治建设领域，《决定》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决定》第三部分导语）。在文化建设领域，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决定》第七部分）。在社会建设领域，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决定》第九部分导语）。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提出“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决定》第十部分）。
《决定》的这些条款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贯彻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领域，贯彻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全流程、全覆盖，方方面面都要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人民主宰国家命运，否定了神创造、神主宰的有神论，反映了社会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反映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
在坚持“教育和宗教相分离”方面，《决定》提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学习型社会”（《决定》第八部分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总则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中央六部委文件曾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要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坚持国民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列入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课和有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切实保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落到实处”。
三、既要做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宗教工作，又要做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中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决定》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为做好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新时代统战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请您对此做一个解读。
●：《决定》进一步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两次提到宗教问题，一是“做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二是“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决定》第三部分第三条）。这个布局、要求和目标十分明确，也十分恰当。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明确了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做好宗教工作、处理好宗教关系对于在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之间“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确了宗教工作是大统战格局的一部分，是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一部分，是完善照顾同盟者利益政策的一部分。宗教工作要服从全局、服务全局，能否做好宗教工作对全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做好面向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宗教工作，无疑是宗教工作中的重点，但它还不能完全包括党和国家涉及宗教问题的全部工作。面向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宗教工作和面向全党全社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是互相联系的，但又是对象、内容、要求不同的两个方面的工作。前者是面向宗教界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大团结、大联合工作，后者是面向全党、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主导工作。不能用面向宗教界的工作代替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工作，认为宗教工作只是做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工作，而放弃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在一些同志的认识和工作中，这往往是政策解读的一个误区，也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一个“盲区”。
▲：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致的。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任继愈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内容不仅包括各种具体宗教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与宗教神学相对立的无神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它是在批判地总结和继承历史上的无神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内涵上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没有鬼神；物质世界是通过自身运动发展的，没有神的推动；物质世界是无限的，没有天堂地狱；历史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不是神主宰的；真理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不靠神的启示等基本观点，具有基础性、原理性，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把握真理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无神论）为指导，为全面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制定和实行宗教工作方针，因势利导做好宗教工作，说看法、讲对策，具有政治性、政策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试金石，离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宗教观，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从外延上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覆盖的领域、研究的重点、运用的范围有所不同。宗教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社会实体属性。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重点是对有神观念和信神现象进行学理上的剖析和原理上的阐述。它的影响力大、覆盖面广，是意识形态领域“普照的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运用范围主要在宗教领域，既涉及宗教的意识形态属性，又涉及宗教的社会实体属性，不仅要提出关于宗教的本质、根源、形态和社会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的一系列科学观点，而且要结合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研究和处理宗教问题，提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覆盖方方面面的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大原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则是关于宗教问题、宗教工作的基本观点、基本政策。我们既要防止和克服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也要防止和克服那种企图用背离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宗教观代替以至取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错误观点和主张。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面向全社会，但重点是党员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前者关系执政权力和资源的使用，后者关系中国人未来的精神面貌。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做好面向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宗教工作，研究和处理宗教问题，也有一个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的问题。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能把宗教工作仅仅当作事务性工作，看不到工作中的政治性、政策性、导向性。因此，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从事统战、宗教工作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政策观念至关重要。目前，一些干部在宗教工作中仍然存在“思想不重视，认识不正确，工作不会做”的问题，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
例如：有的干部“不信马列信宗教，不问苍生问鬼神”；有的主张要“利用宗教”，主张要用宗教有神论挽救世道人心；有的主张“以教治教”，助长宗教热；有的干部对无神论宣传教育怕、躲、绕，在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上旗帜不鲜明、态度不积极。这既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利益分化、境外渗透加剧有关，也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在某些方面低迷无力密切相关。在新时代，党的决议和文件提出的各项任务都要一一贯彻落实。但是，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的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任务在不少地方往往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仅仅停留在文件和表态上，难以结合实际生动有力地展开。
我们要在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说清楚、讲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不能把对宗教界的政策和要求，例如不向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不在宗教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也不在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挑起有神无神的争论等，作为面向全党、全社会的政策和要求，不能因为不以宗教界和信教群众为对象宣传无神论，而放弃在面向社会的大众传媒和宣传教育中开展有理有力有效的无神论宣传教育。
在学习贯彻落实《决定》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找准薄弱环节，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以实际行动和实践效果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第三篇: 马克思无神论文章
思想政治理论动态公众号（简称“思政动态”）致力于思想政治理论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动态跟踪与传播，设有著名学者观点、思政经典解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最新的思想政治理论等栏目。
每日精选
读“思政动态”是一种生活方式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叔贵峰，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笑笑，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可以将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论态度定位为科学的无神论，但不能将其“科学”视为自然科学或数学意义上的科学，而应把握为超越科学的真理性维度。因为在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中蕴含着理性对于知性、辩证法对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上的超越与变革，这就决定了它的内涵已超出了“科学”而达到了“真理”无神论的理论层次。自西方近代以来，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是仅就宗教表象进行批判的，应隶属于知性的科学无神论；马克思的无神论立足于宗教的实践“内容”，是辩证思维层次上的真理无神论。
关键词：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科学与真理；知性与理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其进行社会现实批判的理论前提，我们在其宗教批判的整体思想中也能清楚地看到其不信神、否定神以及痛恨一切宗教偶像的无神论立场，更能洞悉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通过消除生产异化的方式来让人类从宗教的精神“鸦片”中得以最终解脱的，可以说，“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神”①就是马克思标榜自己无神论思想的“座右铭”。在理论研究中，我们经常用“科学无神论”来定位和表达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因为它更加直接地彰显出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的正确性、彻底性和对其他非科学无神论思想的超越性。（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正如任继愈先生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无神论问题上的彻底性，并不在于它主张科学无神论的坚决性，而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②然而，由于“科学”概念在应用上更主要地指向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这便导致我们常常以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科学正确性”来解读和阐释哲学内容的正确性，用科学作为标准来衡量、评判甚至裁断哲学的思维方式，结果导致“哲学科学化”的研究方式大行其道。理论研究上的与时俱进要求我们，不能再用“科学无神论”来标识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否则就会导致存在于马克思无神论思想自身中的真理性质被遮蔽起来，这不仅会让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有被误认为知性解读的可能，而且也忽视了马克思无神论与以往无神论思想在“科学与真理”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而要恢复马克思无神论思想之中的真理之维，首先要将“科学”与“真理”的内涵放置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然后再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扬弃”关系中重新审视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中蕴含的超越科学的真理本性。
一、德国古典哲学中“科学”与“真理”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
哲学自古希腊产生以来就担负着运用人的理性去把握本体并形成真理的知识论使命，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就是人类运用理性（语言、话语）对内在于宇宙之中的“原理”进行逻辑上的真理表达，而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则是要求理性通过克服欲望的方式而不断地向上、追求本体之“真”，正是这两种哲学精神的“基因”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促进，使得哲学与最高的知识、第一哲学等真理之学之间始终保持着“形上”的同一性，“爱真理”、“爱智慧”、努力追求形上真理也成了哲学的终极使命，而此时科学的萌芽还潜在地埋藏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到了近代，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独立的理论形态从哲学的母体中脱颖而出，科学知识由于其具有的普遍必然性而成为那个时代一切知识的典范，并成为近代哲学建构其理论形态的“模板”，进而“哲学科学化”也成为当时打造形而上学的时代理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英国出现了经验论哲学；（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与数学的发展相适应，欧洲大陆哲学家们试图用数学方法来建构其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正如斯宾诺莎说的那样：“在研究和传授学问时，数学方法，即从界说、公设和公理推出结论的方法，乃是发现和传授真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①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二者高度融合，哲学首先必须是科学的，哲学要像科学一样为人类提供精确的、普遍的必然的知识。然而，当休谟的怀疑论出现后，这一良好的哲学愿景被无情地打破了，休谟直接对科学知识中“普遍必然性”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并导致了知识论危机的出现。诚然，知识论危机并不是科学本身出现了“危机”，而是让哲学家执着地效仿科学来建构哲学的理想化为了泡影，若要重建形而上学，方向只有一个，即突破“哲学科学化”的原有模式，重新考量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有将哲学打造成为超越科学的真理之学，哲学才能重获新生，因此，“超越科学”就成为德国古典哲学重建形而上学的共同理念。
德国古典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将哲学打造成为具有真理性的知识论形而上学，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科学何以可能”率先找到了主体的先验根据，从而化解了近代哲学陷入的知识论危机。在康德看来，科学知识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它仍然不是绝对知识，因为它不具备真理的性质。因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并非是“第一性的”，而是由主体中先验认识形式的普遍性所决定的，科学知识只是关于现象的相对知识，而不是关于事物自身的真理性知识。同时，未来的形而上学也不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经不起怀疑论的拷问；数学的方法虽然可靠，但却局限于先验的时空形式，从而不能对现象的内容形成知识。因此，未来的哲学将建立在主体先验的基础之上。以“质、量、关系和模态”为根基建构起未来的形而上学，康德称这种哲学方法为“建筑术”。“我把一种建筑术理解为种种体系的艺术。”②但由于康德将未来的形而上学建立在先验的主体自我之上，而关于事物自身的真理则被排除在人类的知识之外，所以，康德虽然在形而上学建构上首次完成了哲学对科学的超越，但严格说来，这种“超越”仍然局限在主体之内，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只能作为现象世界的最高知识，它具有先验性，还不具备切入事物自身内容的真理性。费希特沿着康德的先验道路将形而上学提升到最高的知识学，而科学则成为知识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非我限制自我的理论知识，知识学是包含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的最高原理和根据。费希特的知识学虽然超越了经验主体，进入到了纯粹先验主体之中构成了最高知识，但其知识学对科学的超越仍没有走出“唯我论”的主体困境。谢林充分地意识到作为最高的哲学知识不能只与主体的理性活动有关，而与事物自身的内容无关，这会让哲学知识失去客观实在性的基础。谢林主张，“一切知识都以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为基础”。①因此，谢林认为最高的哲学知识必须要超出主观和客观两者之间非此即彼的存在论立场，而转向主、客同一的知识学立场，真正的哲学要以主、客观存在之上的同一“绝对理性”为对象，才能让哲学达到最高知识的“真理”之学，而科学作为客观理性无非就是存于自然物质世界之中的“绝对”而已。因此，科学隶属于同一哲学之下，哲学是最高的知识，是科学的科学。可惜的是，谢林虽然将哲学确立为真理，但在如何把握“绝对”进而得到真理的认识方式上却诉诸于个人天才的艺术直观，从而给哲学真理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黑格尔反对谢林的神秘直观，主张诉诸于辩证逻辑的方式，这便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提升到思辨理性的认知方式之中，最终确立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首先明确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分：一是科学是有限性的知识，自然科学是基于事物表象而形成的知识，数学知识的对象（数和几何图型）就是抽去了事物所有内容的纯形式。“几何学可以下许多好的界说，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空间，是一个异常抽象的对象。”②因此，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都不是关于事物自身“内容”的知识。而哲学对象是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的理念和内容，哲学就是要对事物的“内容”形成真理性的、整体性的知识。因此，科学只是相对的知识，它停留在事物的表象或形式之上，而哲学知识才是绝对真理。二是在黑格尔看来，科学与常识和以往的形而上学一样都是运用知性思维来形成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具有其所不可克服的先天“缺陷”，即知识所抽象出来的概念是无“内容”的抽象普遍性，知识所形成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事物自身的必然关系，它只是外在于“内容”的、彼此之间隔离的偶然联系。正如黑格尔所批判的那样：“然而在一般经验科学的范围内，一方面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性或类等等本身是空泛的、不确定的，而且是与特殊的东西没有内在联系的。”③哲学运用的是思辨思维，并对事物自身的“内容”形成知识，它以事物的“理念”作为内容，而将表象与表象间的关系视为以“内容”作为根据相联系的有机环节，是全体真理性和环节必然性的统一，从而达到人类对于事物的真理性知识的把握。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科学是知性的表象知识，而哲学则是理性的内容真理，这便在认识的层次上严格地区分了科学与真理的界限。三是科学方法属于知性方法，不能做哲学的运用。科学运用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自然科学主要运用分析方法，而数学主要运用综合方法。分析方法只是将事物表象由整体向其构成的部分不断地拆分，而综合方法无非是把纯粹的形式进行抽象的演绎罢了。（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对此，黑格尔说：“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④而哲学的方法不是外在于事物的“形式方法”，而是与事物内容的存在与展开相一致的方法，黑格尔称这种哲学方法为“既分析又综合”的思辨方法，“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⑤黑格尔虽然严格地区分了科学与哲学，但却没有将二者的关系对立起来，黑格尔认为作为事物内容自身的发展包含知性的肯定、辩证的理性和思辨的理性三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环节，理性对于知性的超越不是外在的超越，而是将知性包含在自身之内完成了对它的超越，即内在超越。哲学对科学的超越关系也是如此，哲学是将科学作为进入真理的环节而包含在自身之中，从而完成哲学对于科学的内在超越。“思辨的科学与别的科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样的：思辨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内容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加以承认与利用，将经验科学中的普遍原则、规律和分类等加以承认和应用，以充实其自身的内容。”①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整个过程蕴含着哲学对科学的超越，特别是黑格尔不仅指出了科学知识之中存在着自身无法摆脱的知性局限，而且将哲学提升为理性思维层次的真理之学。哲学之所以成为真理，在于其运用思辨的方式把握存在于事物自身的内容、理念，从而在哲学中树立了“思辨思维”和“辩证法”的知识论权威。当然，宗教也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对宗教的认识也突破了以往的知性宗教观，并将对宗教的理解提升到思辨理性的理论高度。
二、西方近代以来知性无神论与理性无神论的理论实质分析
回顾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种理论形态：一是指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无神论；二是指19世纪30—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中布鲁诺·鲍威尔的思辨主义无神论思想。前者处于近代“哲学科学化”的时代背景中，其无神论思想中存留着知性的认知局限，而后者则是充分地吸收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其无神论思想已然达到了思辨理性的认识层次。更为根本的区别是，法国无神论是基于科学展开的宗教批判，而鲍威尔的无神论则是基于黑格尔思辨哲学而展开的宗教批判，因此，分析这两种无神论思想的理论实质，会让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无神论思想由知性向理性认识发展的过程。
18世纪法国无神论以伏尔泰、梅叶、狄德罗以及霍尔巴赫为主要代表，在他们看来，只有经验世界是最真实的存在，只有在人们感觉中呈现出来的存在才是可信的，而超出经验世界和感觉之外的任何存在都不是真实的。因此，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内根本没有什么神的存在，一切宗教中的神都是个人出于某种目的的编造和虚构。宗教产生于欺骗，而相信宗教等同于“傻子”，宗教无非就是“第一个傻子遇到了第一个骗子”而产生的荒唐闹剧。狄德罗对此讽刺道：“一个人若为一种他认为虚伪的宗教信仰而死，他将是一个疯狂的人。”②由此可见，法国无神论是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之上，用经验世界的“真”来揭露宗教世界的“假”，用科学知识的正确来驳斥和否定宗教教义的虚构，其批判的结果就是将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从而形成了以科学揭露宗教的无神论的理论形态。（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但事实上，法国无神论尽管充满着对宗教的无情嘲弄和辛辣讽刺，但其批判的理论性质仍停留在知性思维的层次。所谓知性思维就是仅仅围绕事物表象而展开的认识活动，黑格尔称知性思维为表象思维，“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③如此看来，法国无神论批判的只是宗教的表象或现象，只是在宗教的“表象领域”将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批判的结果只是在经验的世界中达到“无神”化。然而，这种批判只适用于原始宗教、自然宗教以及各种低级迷信，对于经过了上千年神学洗礼的基督教却并不适用。一方面，基督教中的上帝本身就是超验之在，用经验世界的“真”无法证伪超验世界中上帝的“假”；另一方面，法国无神论对宗教表象的批判不能替代对宗教内容的批判，而无内容的批判也不会撼动基督教据以存在的理性神学根基，而只能沦为貌似深刻、实则肤浅的“科学无神论”。恩格斯也极为反对对基督教做简单且肤浅的理解：“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④
第二种无神论理论形态出场在黑格尔之后由青年黑格尔派发起的宗教批判运动中，其中布鲁诺·鲍威尔运用自我意识哲学对基督教的产生和实质进行猛烈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卢格称鲍威尔是“神学的罗伯斯庇尔”，切什考夫斯基称鲍威尔的无神论是“科学的恐怖主义”。鲍威尔是黑格尔的学生，其宗教批判思想直接源于黑格尔对于宗教的理论态度。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批判的矛头不能指向宗教的表象，而应审视宗教表象所依附的“内容”——理念，宗教内容作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就是用基督教教义中父、子、灵的宗教形式间接地表达了理念、自然和精神之间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宗教的根据在于其理念和精神的“内容”。“真正的宗教，精神的宗教，必须具有一种信仰，一种内容。”①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改造，自我意识与绝对精神相比，是一种更具有能动的理性精神力量，它是一切产生的根据，也是摧毁一切现实存在的原始力量。“自我意识一旦在一种形式、一种实体中得到实现，这种形式、这种实体就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而必须由一种更高的形式取代之。”②基督教的教义产生于当时罗马世界中人们对于尘世绝望的“苦恼意识”，而“苦恼意识”就是自我意识发展到罗马时代的具体样态，因此，基督教产生的根据是自我意识。同时，基督教作为非理性的意识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自我意识产生冲突和对抗，直至成为自我意识的最大“敌人”。当自我意识的“内容”发展要求必然突破宗教的“形式”时，宗教就成为自我意识予以铲除的对象。因此，鲍威尔无神论理论的归宿就是：当自我意识发展到最高阶段就会消灭一切宗教的表象和形式，让自我意识在一个“无神”的理性国家之中完成自我的实现。
黑格尔将宗教观提升到了思辨理性的高度，鲍威尔则将其推向了具有思辨性质的无神论。这种无神论已经超越了18世纪法国无神论的仅就宗教表象进行批判的方式，而是将无神论理论由知性的、科学的批判推进到了理性的哲学的批判。从批判的理性思维“高度”上看，黑格尔和鲍威尔均超越了知性的批判，而深入到了宗教存在的理性“内容”。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和鲍威尔所说的理性、精神以及自我意识无非都是人的理性和精神，只是被他们非法地从人身上抽象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已。（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因此，他们据以得到的关于宗教的所谓真理也只是远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彼岸的真理。诚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应该从思辨理性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宗教，但他更赞同针对宗教的内容来说明宗教的表象的解释原则，马克思认为宗教赖以存在的“内容”绝不是理性或精神，而是根置于人类物质生产领域的实践。因此，马克思是在批判和驳斥鲍威尔的思辨主义无神论的前提下确立了其以实践为根据的无神论，最终确立了实践无神论的真理的理论形态。“那种使人们满足于这类诸精神史的观点，本身就是宗教的观点，因为人们抱着这种观点，就会安于宗教，就会认为宗教是causasui［自身原因］（因为‘自我意识’和‘人’也还是宗教的），而不去从经验条件解释宗教，不去说明：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和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以及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③
三、马克思无神论思想中的真理内涵及其理论价值
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青年黑格尔派，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转向社会现实批判的进程中确立起来的，正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④当然，这个“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再关注宗教问题了，而是马克思认为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仅仅将社会政治的现实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是行不通的，也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当时普鲁士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应该变革被异化了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将宗教上的政治解放提升为以实践为根据的现实人类解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象”，应该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中来说明其相关的一切问题。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中便蕴含着其对宗教诠释的新的理论维度。“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以及社会主义，意在通过从哲学到共产主义实践的转变成为无神论时代社会共同体的新的信仰。”①如果我们仅以“无神论”思想作为线索来考察马克思和鲍威尔无神论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无神论是对鲍威尔无神论思想的直接“扬弃”，即马克思以实践为根据的无神论完成了对鲍威尔以“自我意识”为根据的思辨理性无神论的超越与变革，具体分析这一“变革”的内在逻辑，会让马克思无神论思想中的真理性质清晰地呈现出来。
鲍威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之中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如《神圣家庭》就是对鲍威尔及其伙伴们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直接批判的就是鲍威尔本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虽然在宗教批判中达到无神论，但究其理论实质，他仍然停留在黑格尔确立的思辨唯心主义框架之内，其无神论思想虽然在宗教领域达到了理性对于宗教及信仰的清算，但宗教领域不是人们存在的现实领域，宗教批判的结果仍然无力改变人们由于社会现实苦难而信仰宗教的事实。而且，鲍威尔用“自我意识”铲除了宗教中的上帝之后，“自我意识”便成为主宰一切的现实力量，“自我意识”变成了理性的上帝。（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于是，鲍威尔在消解了宗教中上帝的神圣形象之后，又为人们重新确立起了“自我意识”的神圣形象。因此，鲍威尔的无神论无非是以理性的上帝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其理论实质仍然是一种新的理性宗教而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鲍威尔“‘完善的’和‘纯洁的’批判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②马克思正是看到了鲍威尔无神论思想中的唯心性，才将宗教的根据放置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实践之中，实现了无神论思想由理性“唯心”向实践“唯物”的现实转向。
马克思无神论思想转向到实践的根基之上，仍然保持着超越科学知性的辩证法的理论高度，是理性真理与人类实践的高度结合。具体来说，马克思无神论思想中的真理性内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宗教作为“表象”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宗教表象所依附的内容则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只要人类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么，宗教就是这个异化了的“颠倒世界”的意识反映。因此，马克思的无神论并没有基于“宗教表象”进行批判，而是对“宗教内容”做出真理性反思。二是既然宗教存在的根据在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就应当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明宗教的产生、运动和发展的全部过程，宗教中的任何神秘性质都应该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说明。“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③这样，宗教从其产生到灭亡的整个过程就被视为根据“生产方式”而展开的必然性环节的全体性，这又符合“真理即全体”的辩证真理观。三是马克思将黑格尔和鲍威尔的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还原为人的实践主体能动性，将宗教的根据由抽象的精神实体还原到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便将无神论思想奠定在人类实践的现实基础之上，既实现了马克思对鲍威尔无神论的实践超越，也将蕴含在思辨理性之中的真理性维度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马克思的无神论内含着以实践为“内容”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的高级形态，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继承了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等人类优秀思想的成果，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发现而展示出来。”①
将马克思无神论思想提升到辩证思维的理论高度上来理解，充分把握其真理性内涵，在理论研究上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可以有效防止将马克思无神论降低为知性理解的理论倾向。当我们将马克思无神论定位为“科学无神论”时，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科学与真理之间的严格界限，自觉地将马克思的无神论归结到超越科学的“真理无神论”之上，知性的无神论不仅不是马克思的无神论，而且正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无神论。英国著名学者麦克莱伦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对宗教的很多评论都富有理论的洞察力和启发性，但是，如果把宗教仅仅定性为社会缺陷的反映，则无法穷尽宗教的意义和重要性。”②二是可以自觉地站在马克思无神论的真理立场之上，正面驳斥和回应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做宗教化的解读模式。与马克思的无神论相反，西方当代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哲学做“有神论”的阐释并借以攻击和质疑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如本雅明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充满着“弥赛亚”的宗教观念，卡尔·洛维特更是将马克思歪曲为宗教式的、能够预言历史的“先知”，认为唯物史观就是一部弥散着宗教色彩的救赎史。“《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部历史程序，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即历史是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终点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③（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事实上，马克思对鲍威尔无神论思想会导致“理性神”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并且认为只有将宗教的根基回落到实践的基础之上，才是避免让世界再次“神圣化”的唯一途径。因此，唯物史观恰恰是对将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归为上帝或理性精神的主观意图的最有力的批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内容”。由这个“内容”展开的历史进程才是历史本身的、客观的目的。因此，本雅明和洛维特等人企图再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拉回到“有神论”的做法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歪曲和误读，根本不符合马克思哲学所坚决捍卫的实践无神论的根本立场。
